（中央社台北24日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表示，中國防疫政策已由政府主導的全方位防控變成由個人作為「第一責任人」，健康碼的應急管理合法性基礎消失，徹底退場是大勢所趨，也可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上海法治報昨天刊登了身兼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王錫鋅的文章。

王錫鋅表示，健康碼作為一種將數據、技術和政府權力深度集合的疫情防控應用系統，將數位技術嵌入社會治理，是「技術權力與國家權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樣本」，也成為很多人焦慮不安的生活體驗。

他說，在特殊時期健康碼以其技術與權力的強強聯手，提高了疫情風險防控的國家能力；但隨著COVID-19疫情防控策略重大調整，「健康碼徹底退出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他說，健康碼透過採集個人身份訊息、疫苗接種、核酸檢測、場所等行程軌跡訊息，集合大數據分析，對個人疫情傳播風險進行畫像，做出自動化決定，如賦「紅碼」、「彈窗」等，處理大量涉及隱私的敏感個人訊息，限制了個人權益和自由。

他說，隨著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調整，政府主導的全方位防控職責，已變成個人「作為第一責任人」的社會機制，健康碼所依托的應急管理權的合法性、正當性基礎，已不存在。

他說，「如果說在疫情防控早期，健康碼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的話，隨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變化，健康碼繼續存在，本身就將成為問題。」

他又表示，依照民法典和個人訊息保護法的規定，處理個人訊息必須有明確目的。隨著抗疫策略轉型，常態化核酸、亮碼、掃碼及相應的措施已重大調整，健康碼持續採集和處理個人訊息，對疫情防控已不再具實質意義。

他說，在今日的中國，新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治理，帶來顯著治理效用的同時，也對社會心理造成巨大衝擊，「技術手段一旦得以應用，是否會形成慣性和路徑依賴？是否會形成新的權力—利益格局？」這些焦慮和擔憂已彌漫於當下。

他最後說，健康碼功成身退可以增加政府公信力，健康碼應從中央和各地的應用端下線，停止數據處理，依法刪除已收集的訊息，「應當警惕和制止各種將健康碼改頭換面用作其他用途或場景的衝動」。（編輯：陳沛冰/周慧盈）1111224